李锐：耀邦去世前的谈话
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，耀邦去世。我当天就得知噩耗，真如晴天霹雳，因前邻居秦川还告知，危险已经过去。第二天下午同秦川到耀邦家中，在灵堂行行礼，不禁泪水盈眶，将一首悼诗交德平。归途我们还到人大会堂习仲勋住处，了解丧事规格确定经过，有种担心，怕出乱子。晚上，为《新观察》草小文一篇，题为《活在人心便永生》，为悼诗末句。
就在十天的四月五日[文]，我应邀到耀邦家中[章]做过一次长谈，从下[来]午两点半变到九点半[自]，他精神很好，记忆[刀]清楚，毫无倦容。晚[笔]餐还特为我做了家乡[吏]菜，吃得很香，他一[小]共谈了十个问题，其[白]中涉及许多分歧。在[文]这些分歧中，他并没[章]有什么错误，执行的[来]是改革开放的正确路[自]线，在那个“生活会[刀]”上与却被逼得做检[笔]讨。他最后谈到，“[吏]如果中央重新给我做[小]个符合实际的结论就[白]好，不做也没有什么[文]，去见马克思也是安[章]然的。”
四月十九日，中纪委[来]为悼念耀邦开支部会[自]，我最先发言，讲了[刀]同耀邦的谈话，说这[笔]大概是他在世的最后[吏]一次如此长谈。我说[小]，由于突然去世，他[白]的要求重新结论便带[文]有遗属的性质。因此[章]，请中顾问将我的这[来]个意见正式转告中央[自]。我简要发言后，张[刀]光年发言为耀邦鸣不[笔]平，霍士廉等先赞同[吏]我的意见。陈丕显问[小]我：你们谈话时旁边[白]有人没有？我说，有[文]一个干部子弟始终在[章]场，后半截德平参加[来]了。由于十点钟我还[自]要赶去参加《新观察[刀]》和《世界经济导报[笔]》联合召开的悼念耀[吏]邦的讨论会，就提前[小]退席了。
四月十五日夜写的那[白]首悼诗，是这样四句[文]：
天下奇冤一扫清，神[章]州莫再有冤灵。
此情此景张家界，活[来]在人心便永生。
第一句自然是写耀邦[自]坚决平反一切冤假错[刀]案之举。第二句语带[笔]双关：既是耀邦的心[吏]愿与在位时的作为，[小]又为耀邦诉屈；平反[白]了大量冤案的他，自[文]己竟是一个冤灵！
第三句写他一九八八[章]年到湖南张家界时，[来]成千游人济济于道，[自]争相握手，要求留影[刀]；随后到南宁，只好[笔]足不出户了。第四句[吏]不言而喻。
“神州莫再有冤灵。[小]”多年来，这七个字[白]在我的脑中时常萦回[文]着，他同我最后的长[章]谈、他的遗愿，也总[来]想将它公之于世。我[自]觉得这是一份责任—[刀]—不可推卸的责任。[笔]去年是他逝世十周年[吏]，我已开始整理谈话[小]记录，由于种种原因[白]没能完稿。现在特将[文]他同我的三次长谈按[章]时序整理出来，并将[来]其间有关交往写出，[自]希望可以告慰耀邦在[刀]天之灵。岁届耄耋，[笔]总有“汩余若将不及[吏]”的感觉，及至整理[小]完毕，才像卸下了一[白]副担子。
对耀邦的认识加深
我的老伴有两个很熟[文]的干部子弟夫妇延滨[章]和元元，他们的父母[来]同耀邦夫妇关系密切[自]，元元的母亲同耀邦[刀]夫人李昭是延安女大[笔]同学。在耀邦的追悼[吏]会上，我见到他们两[小]人同家属站在一起。[白]他们常来我家，于是[文]元元有时就成为我同[章]耀邦之间某种交流的[来] “中介”，既交流必[自]要的信息，也从好的[刀]口中，多知道一些耀[笔]邦的思想观点和为人[吏]处世的特点。现在还[小]零零碎碎记得一些：[白] 耀邦否定“文革”最[文]彻底，真理标准讨论[章]最坚定。他认为党不[来]能再受“左”的危害[自]，于“左”祸的肆虐[刀]，可谓刻骨铭心。他[笔]重视自由、民主、人[吏]道原则，熟悉西方的[小]发展历史，很愿意接[白]受外来的新思想。他[文]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[章]面的，还在“文革”[来]时便不盲从，心中有[自]数，常说绝对不能迷[刀]信任何人，要独立要[笔]思考。粉碎“四人帮[吏]”后，他有三个建议[小]：停止批邓，平反冤[白]假错案，抓生产。真[文]理标准讨论时，阻力[章]不仅来自华国锋、汪[来]东兴，胡乔木就反对[自]。平反冤假错案，汪[刀]东兴不交一、二、三[笔]专家辨档案，一些专[吏]案的甄别，如“六十[小]一人案”，他就另起[白]炉灶搞调查。在中纪[文]委时，他力主党内生[章]活正常化、民主化，[来]应健康发展，一定要[自]避免过去搞家长制、[刀]一人说了算的错误，[笔]并主持了《党内政治[吏]生活若干准则》的起[小]草。耀邦是在这个最[白]根本方面抓党的建设[文]的。抓年轻人的选拔[章]，他比谁都积极，紧[来]抓不放（在选拔第三[自]梯队工作中，我有亲[刀]身体会。有些人不过[笔]是口头讲讲而已，有[吏]些人只重视干部子弟[小]或过分关心自己儿女[白]，有些人还硬是“老[文]中青三结合”、“扶[章]上马走一程”）。当[来]年赵紫阳、纪登奎被[自]上面重视。一九六四[刀]年，耀邦曾推荐过紫[笔]阳到团中央接班。他[吏]没有任何拉帮结派思[小]想，很反感“谁是谁[白]的人”这种说法。他[文]常说“我是党的人”[章]。“毛泽东、朱德、[来]叶剑英、贺龙、谭政[自]……对我都帮助过；[刀]林彪对我很好，抗战[笔]胜利后，争取我同去[吏]前线。”林彪事件后[小]，他更加深了对山头[白]、宗派的认识，说：[文]“这是脱离群众。”[章]他一生好读书，重视[来]知识，尤重视有知识[自]的人，“思想敏锐，[刀]口若悬河”，在延安[笔]得到毛主席这样的赞[吏]赏。他常讲要爱护知[小]识分子，并尽力保护[白]他们中受过整的人。[文]“文革”后，坚决反[章]对过去整人的那一套[来]，主张真正实行“双[自]百方针”，不是停在[刀]口头上，而是认真贯[笔]彻于一切方面，要见[吏]诸行动。当然，他也[小]不是没有缺点、弱点[白]。虽然遇事总经过深[文]思熟虚，但有时过于[章]热心，讲话多了，难[来]免有失。他同权力无[自]缘，从不设防，遭人[刀]暗算而不觉。“文革[笔]”后，“多换思想少[吏]换人”的干部政策，[小]对有些人的使用也是[白]引起过意见的。
耀邦下台之后，听到[文]他在“生活会”上受[章]到那种攻击，大家愤[来]愤不平，同时极其关[自]心他的情况。我当即[刀]写了这样一首七绝送[笔]他，表示某种安慰：[吏]
文章翻案古而今，左[小]右逢源仇又亲。
黑白纹枰输后手，是[白]非公道在人心。
让元元带去一本钱钟[文]书的《谈艺绿》，将[章]末句写在扉页上，供[来]他翻翻，移情养性。[自]同时还将我的《龙胆[刀]紫集》和《论三峡工[笔]作》送上，请他一阅[吏]。后者是一九八五年[小]出版的，该书序言交[白]《人民日报》后，清[文]样送到书记处，有人[章]说我的闲话，耀邦没[来]让发表。原来我并不[自]知道他也喜好旧诗词[刀]。不久以后，元元带[笔]来他写的三首诗让我[吏]修正：一首七律《再[小]登泰山》，两首五言[白]古风《赠李锐》、《[文]戏题李锐同志不赞成[章]修三峡水库论著》。[来]看来他比较了解我这[自]个人了，也知道三峡[刀]工程的详情与要害了[笔]。诗中借巫山神女之[吏]口，最后两句委婉道[小]出莫立大石壁的切切[白]之情：“乞君莫作断[文]流想，断流永使妾哀[章]伤”。三首诗词我作[来]了些格律上修正，让[自]元元回去时，顺便送[刀]了他十来本旧诗词和[笔]有关格律的书。
一九八七年七月三日[吏]元元来家，告诉我，[小]耀邦叔叔明显瘦了。[白]听家人说，那些检讨[文]的、被指责的东西，[章]其实很多是小平说过[来]的。我们当时都奇怪[自]，何必匆匆做这种检[刀]讨。
七月十九日，我的日[笔]记记道：（用楷书排[吏]的文字是耀邦本人的[小]话；括弧内的话是笔[白]者按语）：
元元夫妇来。元元昨[文]天到胡家，同耀邦单[章]独谈话。元元一开始[来]向耀邦讲了我们大家[自]对他关心，谈了我们[刀]对他的看法：党有史[笔]以来最民主的（领班[吏]人），选中了；要从[小]全局考虑自己的问题[白]。元元转述的耀邦谈[文]话要点，有以下这些[章]：
下来这几个月，不看[来]电视，专心阅读马恩[自]全集（《列宁全集》[刀]是“文革”时读的）[笔]，
作了一些笔记；并将[吏]过去几年自己写过或[小]讲过的，凡形成文件[白]和付印过的记录，
好几百万字都看了一[文]遍，就放心了，并没[章]有什么错误。 关于小平全下，我半[来]下[1]。
这是小平同我俩人私[自]下谈话，当时很赞同[刀]。总书记的职务辞过[笔]几次。六中全会时向[吏]中央写过报告，一定[小]要建立退休制度（后[白]来，此事小平同紫阳[文]也谈过，紫阳即表示[章]不赞成小平下。因此[来]有人说耀邦不聪明。[自]耀邦曾因此大声说：[刀]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[笔]指着脊梁骨骂）。
没想到开“生活会”[吏]，竟采取如此手段，[小]要把我搞臭。“十九[白]号文件”是羞辱（一[文]九八七年中央发的“[章]十九号文件，”罗列[来]了耀邦“在经济工作[自]方面的一些严重错误[刀]”、一月二日给邓小[笔]平的信和一月十日和[吏]十五日在中央一级党[小]的生活会上的《我的[白]检讨》、《我的表态[文]》）。其中许多话并[章]不是我说的，有的是[来]造谣。如请日本青年[自]三千人来，是外交部[刀]申请的：到一九八九[笔]年末一万人，常委都[吏]圈阅过，大家同意的[小]，我才批了三千人。[白]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[文]有？（此事在中纪委[章]支部会上，我也听到[来]过对耀邦的攻击。）[自]
我还是谨慎的，领导[刀]人的退休制过去小平[笔]、紫阳都讲过，我就[吏]没讲过。那时考虑根[小]本不可能，因此力主[白]二线制。搞退休，伤[文]老同志感情。
香港的东西，过去根[章]本不看，免得受干扰[来]。
今后四个字：安度晚[自]年。是否能“安”？[刀]有两条：一是自己已[笔]经七十一岁多，自然[吏]规律不行了。二是希[小]望党好起来，但是否[白]可能？（元元说，耀[文]邦叔叔有极度失望之[章]感。
说过去一起斗争几十[来]年、互相信得过的老[自]朋友，如王鹤寿的揭[刀]发，当然伤心之至。[笔]）
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[吏]点：一种历史现象的[小]发生，要寻找根原，[白]发现隐藏在事物后面[文]很深的东西。
“文革”当然不好，[章]发生了之后，其结果[来]好：不会再发生了。[自]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[刀]观。
（粉碎“四人帮”后[笔]，关于中国的前途，[吏]陈云曾找耀邦谈过三[小]天，谈到的一系列问[白]题，之后在《人民日[文]报》的社论和评论员[章]的文章中，都有过反[来]映。元元说，耀邦叔[自]叔对陈云一直很尊敬[刀]。）
在党校负责时，提出[笔]是按当时的中央文件[吏][2]讲课，还是按[小]马克思主义讲课？
关于“资产阶级自由[白]化”问题，六中全会[文]前在北戴河讨论时，[章]陆定一就建议在文件[来]中删掉，万里赞成。[自]全会讨论时，他们两[刀]人仍坚持这个意见。[笔]我只说求其稳妥，现[吏]在还是保留为好，将[小]来再考虑是否去掉。[白]最后都归咎于我（全[文]会中这一幕，我是亲[章]身经历的，定一和万[来]里的发言，引起全场[自]热烈掌声，尤以右侧[刀]中纪委席掌声持久。[笔]最后邓小平讲了不多[吏]的话，要害是：“反[小]对自由化，不仅这次[白]要讲，还要讲十年二[文]十年”）。
后来我被逼得做检讨[章]。
元元说，她几次听耀[来]邦谈到，在原则问题[自]上他是没有错误的。[刀]元元感到最亲切的是[笔]你的人格高尚，你无[吏]愧于世，对得起历史[小]；我十四岁参加共青[白]团，经过那么多党同[文]斗争和政治风波，依[章]然保存了一片赤诚。[来]这都是人最宝贵的东[自]西。耀邦听后笑了，[刀]说：对的，马克思也[笔]讲赤子之心。
在组织部时的一次长[吏]谈
耀邦从总书记职务下[小]来以前，我同他只有[白]工作关系，没有历史[文]渊源。在延安中央青[章]委时，听说过胡耀邦[来]其人，都是称赞的话[自]。第一次碰面，是一[刀]九五八年三月，周总[笔]理带队查勘三峡坝址[吏]时，同坐在船上，有[小]人在下围棋，我们都[白]是旁观者。一九五九[文]年庐山会议时，不在[章]一个组，《简报》上[来]似乎没有见到他有什[自]么发言。一九七五年[刀]五月，我从秦城监狱[笔]释放，仍回到安徽磨[吏]子坛水电站过劳动生[小]活。一九七七年十二[白]月二四日清晨，
我从广播中听到中央[文]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[章]织部部长的消息后，[来]连夜写好要求平反的[自]长信，第二天发出。[刀]与此同时，我的二姐[笔]李英华（三八式）和[吏]女儿李南央，几次找[小]到耀邦家。于是我得[白]以先到合肥的医院治[文]病，一九七九年一月[章]六日我回到北京复职[来]。这年写《怀念田家[自]英》文时，田还没有[刀]平反开追掉会，文章[笔]寄《人民日报》担心[吏]难以发表，特先寄给[小]耀邦审阅。他立即指[白]示：没有什么不可以[文]发表，还赞许有鲁迅[章]文风。
一九八二年三月，我[来]调到中央组织部，五[自]月参加了十二大人事[刀]小组。耀邦是组长，[笔]副组长是余秋里、程[吏]子华，日常实际工作[小]由秋里负责。组员有[白]十多人，我负责办公[文]室的工作。办公室人[章]员由中组部办公厅主[来]任等组成，同各系统[自]和地方联系，编辑《[刀]简报》供中央参阅。[笔]工作地点在玉泉山，[吏]大家都住在那里。十[小]二大政治报告的起草[白]小组也由耀邦负责（[文]胡乔木副），也住在[章]玉泉山。耀邦来参加[来]人事小组会的次数不[自]多。人事小组的任务[刀]是准备十二大的三个[笔]名单：中央委员会、[吏]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[小]和中央顾问委员会。[白]在玉泉山住了三四个[文]月，工作当然是繁重[章]复杂也很难的，有时[来]进新退旧一个人，要[自]作许久调查，反复研[刀]究，花很长时间才能[笔]定案。记得我向耀邦[吏]作过两次或三次系统[小]汇报，他平易近人，[白]交谈很是随便。印象[文]最深的一件事，便是[章]一个原十一大中央委[来]员的去留问题，是煤[自]炭系统的，在“文革[刀]”中欠了帐，当年颇[笔]有点名气的中青年。[吏]我们同耀邦来回争论[小]了三次，各有各的理[白]由，最后他服从了大[文]家的意见，这个人不[章]保留了。
一九八二年初我六十[来]五岁，已决定在电力[自]部退下来。这时陈云[刀]定要我到中央组织部[笔]组建青年干部局，将[吏]这个局的作用定得很[小]崇高，成员入选特别[白]严格。据说这件事中[文]组部曾拖了一年没办[章]，原因在部内地方、[来]经济、宣教等局，都[自]分工管各系统干部，[刀]当然也包括选拔青年[笔]干部，单独成立这样[吏]一个局，岂不像当年[小]国家计委内有过的“[白]小计委”。我知道这[文]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[章]作，自己有过当年在[来]中央漩涡中翻滚过的[自]经验，不愿意再卷入[刀]，想“安度晚年”。[笔]可是陈云的意见极其[吏]坚决，促我上任，还[小]误会我“能上不能下[白]”，只当个局长，而[文]非部一级名义。于是[章]我就只好服从了。中[来]央定的“干部要四化[自]”（革命化、年轻化[刀]、知识化、专业化）[笔]的方针，以及据此选[吏]拔接班人即培养后备[小]干部队伍（当年称建[白]立第三梯队），我是[文]衷心拥护、坚决执行[章]的，中组部青干局具[来]体任务是选拔省部后[自]备干部（最终考察了[刀]一千来人）。这个任[笔]务的第一仗，就是十[吏]二大的人事更替。自[小]己当时似有这点感觉[白]，从耀邦（他是总书[文]记）这方面来看，我[章]大概还是可以信任的[来]吧（由于“我行我素[自]”，后来我终于遭到[刀]“解玲还是系玲人”[笔]的一幕，这里就不谈[吏]了，因为文章是写耀[小]邦）！在那个人事小[白]组上，我也被推选并[文]被批准进入中央委员[章]名单，这是丝毫没有[来]精神准备的，接着就[自]开十二大，其历史意[刀]义大家都清楚的。我[笔]曾应《诗刊》之命，[吏]写过歌颂和期望的四[小]首七律。
十二大有最后一幕，[白]报纸没有作过报道，[文]也没有留下一个镜头[章]、一张照片。大会就[来]要结束了，传来耀邦[自]的话：新当选的中央[刀]委员中的中青年，要[笔]我选三四十人向政治[吏]局作介绍，先印出个[小]简历。此事可说驾轻[白]就熟，很快就办好了[文]。大会开幕当天在人[章]大会堂的一个厅，记[来]得叶帅、小平、陈云[自]、先念、邓大姐、彭[刀]真等都到了（庐山下[笔]来后没见到过叶帅，[吏]老人还认得我），耀[小]邦主持，让我一一介[白]绍。老人们笑容满面[文]，很是高兴。
十二之后到一九八四[章]年岁末离职之前，由[来]于工作关系有时列席[自]书记处会议，亲眼目[刀]睹书记处开会情况，[笔]以及总书记如何主持[吏]会议并处理一些事务[小]。一九五八、一九五[白]九两年，我也列席过[文]中央的一些大小会议[章]，曾亲眼目睹过毛泽[来]东执政时情景，使我[自]感到我们确已进处一[刀]个新的时代，一言堂[笔]开始为群言堂了（不[吏]过书记处的会，两位[小]老人是不参加的，新[白]时期我无缘列席常委[文]会）。总书记在人们[章]面前是平等的一员，[来]他个子矮，有时发言[自]似乎比别人还矮一点[刀]。胡乔木总是挨着耀[笔]邦坐着，显出某种监[吏]护的样子，令人不快[小]。有关人事处理记得[白]两件事。一件是，讨[文]论到有关问题，胡乔[章]木发言，声色具厉地[来]说道：周扬、夏衍、[自]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[刀]子（听说王震在中央[笔]党校也骂过“那个姓[吏]巴的……”）。当时[小]大家都不答腔，也就[白]过去了。耀邦能保护[文]好巴金，却保护不了[章]周扬。第二件事是有[来]关《人民日报》的人[自]事。自批判“两个凡[刀]是”，耀邦还在中央[笔]党校时，就同《不民[吏]日报》合作得很好，[小]报纸真正起到了贯彻[白]改革开放路线的喉舌[文]作用。因此也最受胡[章]乔木、邓力群的攻击[来]，这是他们指挥范围[自]内没能控制住的最后[刀]一个重要阵地。大家[笔]知道，自胡绩伟、王[吏]若水被整下去后，报[小]社不听他们的指挥的[白]剩下一个秦川。这件[文]有关《人民日报》人[章]事处理事，可能使耀[来]邦加深了对我这个人[自]的印象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耀邦[刀]同我作过一次推心置[笔]腹的长谈。一九八二[吏]年到中组部后，我没[小]有断过写日记，所以[白]许多事都可以如实写[文]出。
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[章]日，接到中央办公厅[来]电话，廿一日下午三[自]点，耀邦约我谈话。[刀]当时想到可能是听听[笔]我对人事等方面的意[吏]见。前几天参加书记[小]处讨论广西、湖南等[白]省班子的调整问题和[文]“文革”遗留问题时[章]，耀邦谈到柳宗元的[来]文章《驳复仇议》。[自]其中有句：“亲亲相[刀]仇，其乱谁救？”要[笔]向古人学习。回家后[吏]找到原文，觉得同当[小]前广西形势并不相关[白]，于是向耀邦写了封[文]短信，说明此意。这[章]之后的几天，就是十[来]九日，书记处会议讨[自]论《人民日报》人事[刀]问题。中宣部拟派王[笔]忍之等四人进入报社[吏]领导班子，将旧班子[小]“一锅端”。中组部[白]有的领导准备批准。[文]这时听到王在二中全[章]会上激昂慷慨地说：[来]各条战线都已受到严[自]重精神污染，似乎资[刀]本主义已全面复辟了[笔]，于是我同陈野苹（[吏]部长）商量，这个名[小]单都是搞理论的人，[白]恐怕不合适。一月七[文]在习仲勋处谈到此事[章]时，在座的乔石、宋[来]任穷、陈野苹都不赞[自]成。我还为胡绩伟说[刀]了话，并说明胡乔木[笔]不能容人。于是我们[吏]回到部里开会，顶住[小]了这个方案。十二日[白]，中宣部的干部局长[文]来催办此事；野苹还[章]告诉，接到邓力群的[来]电话，说我反对此事[自]。十九日的书记处会[刀]议上，好几位同志到[笔]王忍之二中全会发言[吏]过左，决不能去管报[小]纸，耀邦则谈到报纸[白]不能办成理论刊物。[文]我最后发言：这个名[章]单不合适，报纸是对[来]着现实情况的，重担[自]压着，无日能卸。书[刀]生不能办报。耀邦加[笔]了一句：书生要打引[吏]号。邓力群在座，一[小]言不发。这个名单就[白]被否决了。
下面一月二十日和二[文]十一日两天的日记中[章]有关记录。
一月二十日，拟明日[来]谈话提纲：
（一）望中央生活正[自]常（回顾当年）。邓[刀]力群要干什么？清除[笔]精神污染事。《人民[吏]日报》事。
对乔木认识、看法：[小]没有管过柴米油盐，[白]没有单独挑过担子。[文]总是一支笔。有时不[章]认帐。不能容人。权[来]威自居。
（二）认识人之不易[自]，关键在用人。人各[刀]有局限与特点、缺点[笔]（毛的教训）。耀邦[吏]自己。中组部。两位[小]老人。
（三）秘书与子弟问[白]题。谨慎小心，注意[文]传话。
（四）科学技术第一[章]（专家治国问题）。[来]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[自]。好大喜功问题（三[刀]峡）。水利部“一水[笔]三核”（钱正英－美[吏]国，争取美国援助贷[小]款建三峡工程和三个[白]核电站）。
（五）“偏离社会主[文]议”的担心问题。
（六）湖南问题（省[章]部级机构改革后，湖[来]南遗留的人事问题比[自]较重，还有“文革”[刀]遗留的派性问题）。[笔]
（七）谈丁玲事（中[吏]组部拟为丁玲彻底平[小]反）。
这天的日记中，最后[白]有一句话：
大局在支持耀邦，黄[文]老有同感（当年我常[章]去看望黄克诚）。
一月二十一日，下午[来]三点到耀邦中南海住[自]室，谈到六点，整整[刀]三个小时，惜无录音[笔]也。我大体按准备的[吏]几个问题谈自己意见[小]。下面是耀邦所谈：[白]
关于八一年、八二年[文]争论[3]：经济上[章]讲得尖锐些，关键是[来]速度问题。说不能把[自]住老套套、老框框不[刀]放。于是引起陈云、[笔]紫阳误会。
生产目的的讨论[4[吏]]，并非批评什么人[小]。
翻两番问题。一九八[白]0年夏，在武汉讨论[文]经济，到二000年[章]翻两番。紫阳、姚依[来]林心中都无数。小平[自]问：怎样达到两番？[刀]我答年增百分之七点[笔]二，力争百分之七，[吏]不能少于百分之六。[小]姚说只能定百分之六[白]，一九八一年争五保[文]四。我发急了，讲了[章]难听的话，并非对谁[来]过意不去。这时互相[自]不能说服。于是每到[刀]地方时，我就在下面[笔]鼓气。准备十二大报[吏]告时，争论爆发。有[小]人告状，说我在下面[白]讲了要百分之十，向[文]乔木反映，乔木向小[章]平反映了。于是小平[来]找我去问：（1）是[自]否搞高指标？答未超[刀]过百分之七。（2）[笔]是否说不要搞重点建[吏]设？答无比此事。（[小]3）不要整党？答要[白]整，是文件看样写的[文]问题，实际上报告中[章]写了。
二中全会后，在中顾[来]委讲：我吃几碗饭长[自]大的，大家还不知道[刀]？（在特定历史条件[笔]下上来的，这种说法[吏]大家服气。）
胡启立是小平看中的[小]，问过我两次，第三[白]次又问，才讲定的。[文]此事中央都知道。外[章]面说法很多，说我用[来]团中央干部。小平保[自]了李雪峰。
小平看乔木，党的第[刀]一支笔，不是政治家[笔]。一九八三年一月，[吏]我关于《四化建设和[小]改革问题》讲话，内[白]中谈到要全面改革。[文]乔木时在昆明，送给[章]他看了，他说全文很[来]好，略有增删。结果[自]又向小平告状，说是[刀]刮改革风，等等。乔[笔]木认为邓力群并不会[吏]写文章。（我谈了对[小]此人看法后）对邓力[白]群现在摸不透。
自己准备一九八七年[文]下来。乔木、力群等[章]也下。三五年内要新[来]上几十人。书记处还[自]要进四十几岁的，下[刀]五个，换五个年轻的[笔]上。
要敢于实践。列宁一[吏]九二0年（？）讲的[小]。这是首位问题，要[白]打开新局面。拨乱反[文]正，反“文革”，正[章]到解放初。新局面是[来]开创，无所谓拔乱反[自]正。
自己就是坚守两条：[刀]毫不谋私，大事请示[笔]。各方面尤其地方要[吏]敢于创造，现在是创[小]造性不足。否则，如[白]老的都不在了，会惶[文]惶无主。地方要分权[章]，权不能过于集中。[来]
秦始皇亡在转业干部[自]，军人三十六郡分封[刀]，于是在地方闹事。[笔]
宋朝亡在高度集中，[吏]一切权力集中到朝廷[小]。“将在外君命有所[白]不受”。
现在只有四件事算是[文]有了纲：
（一）外事方针、政[章]策有了一套。
（二）党内生活、人[来]事。有了《生活准则[自]》。干部要“四化”[刀]，老同志安排好。
（三）农业，还在发[笔]展。责任制到专业分[吏]工，
又一大发展。里程碑[小]式。
（四）统一战线。台[白]湾、港澳、民族、宗[文]教（让郑必坚写宗教[章]问题，三个月了，看[来]了历史文件，有互相[自]矛盾处。）
文化部长四平八稳，[刀]无新局面。
计委过稳，大家不满[笔]搞老框框。司局级换[吏]一批，交流一下，有[小]的可以到省里去，合[白]适的当副省长亦可。[文]
这次谈话，有些是泛[章]谈泛论，但也属于组[来]织部业务范围的事。[自]
约到家中长谈
一九八五年后，我虽[刀]然不在职了，仍然关[笔]心风云变化，耀邦的[吏]处境是大体知道的。[小]每年一次的中央全会[白]上我还发发言，有时[文]还说得比较尖锐。后[章]来在中顾委每周一次[来]的支部会上，发言也[自]不大有顾忌，该讲的[刀]还是讲，胡乔木的问[笔]题我就谈过。一九八[吏]六年北戴河会议后，[小]关于十三大的人事安[白]排也听到一些传闻。[文]年尾的顾委支部会上[章]，就有对耀邦说长道[来]短乃至攻击的言辞了[自]，如“搞青红帮”之[刀]类（用青年团干部和[笔]红卫兵）。一九八七[吏]年一月，“生活会”[小]之变，我并不感到意[白]外。
翻一九八七年一月份[文]的日记，按时序，有[章]以下可录之事：
元旦。于光远电话：[来]被点名批评，批他的[自]“大公有私”，“抬[刀]头向前看，低头向钱[笔]看”。拟申诉，怎能[吏]同“全盘西化”联得[小]起来？
二日，有人告知，凌[白]晨两点，长安大街由[文]西向东，有几百人游[章]行，高呼“自由万岁[来]”，“严惩凶手，爱[自]国无罪”。当是昨日[刀]天安门事余波。同黎[笔]澍、秦川通电话：必[吏]须疏导，不能“防民[小]之口甚于防川”；“[白]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[文]”。李普来，同去黎[章]澍家，漫谈形势，不[来]胜感叹：苏联文教科[自]技一直未受大的干扰[刀]，知识分子待遇一直[笔]拉开，因此基础比我[吏]们好得多。
三日。项南来，再谈[小]假药事经过。他已风[白]进耀邦，耀邦说，他[文]在福建工作已全面肯[章]定，并说谁无过失，[来]自己过失过多些，还[自]谈到自己日子难过得[刀]多。
下午，顾委传达十二[笔]月三十日小平约胡耀[吏]邦、赵紫阳、万里、[小]胡启立、李鹏、何东[白]昌六人的谈话文件，[文]颇似当年“夏季形势[章]”：当前学生闹事乃[来]几年反对自由化思潮[自]旗帜不鲜明所至，否[刀]定“清污”过头。方[笔]励之、王若望、刘宾[吏]雁三人应予开除，过[小]去软弱。关于王若望[白]，上海有关开除和保[文]护两说，中央也有保[章]护层。波兰教训，专[来]政必要。上天安门，[自]有多少抓多少。巩固[刀]文艺宣传阵地。整肃[笔]要开个名单，但不急[吏]于处理。
四日。传言颇多：紫[小]阳转总书记，耀邦到[白]顾委等。陈云说赞成[文]开放，但基建不能过[章]大，要个笼子。计委[来]很难改老一套作风。[自]
五日。上午顾委支部[刀]会，调门都高，黄火[笔]青几乎点了耀邦的名[吏]。说小平是舵手。有[小]人指责陆定一和于光[白]远。倒是提出物价问[文]题，关系千家万户也[章]。下午到医院，向黄[来]克诚遗体告别。
六日。高扬说：由来[自]已久，几年矛盾；少[刀]开常委会，书记处专[笔]断；专职书记分开开[吏]会，不合党章。嘱我[小]不要发表意见。
七日。黎澍电话：他[白]的邻居自天津回，学[文]生卧轨，要求中有物[章]价问题。下午参加黄[来]克诚追悼会，不见耀[自]邦。
八日。秦川告知，王[刀]鹤寿通知钱李仁：方[笔]励之、刘宾雁开除党[吏]籍。钱问是否符合党[小]章？答符合。
九日。到人大小礼堂[白]，参加“华夏研究院[文]”成立大会，颇为隆[章]重，避免讲话。遇胡[来]绩伟、于光远、苏绍[自]智等。说点了一串名[刀]字，王震还点了巴金[笔]。
十二日。上午参加顾[吏]委一支部会，揭批耀[小]邦了。多人发言讲具[白]体人事。最激烈者说[文]：要挤小平下台，有[章]野心；要当军委主席[来]；为资产阶级自由化[自]总后台；同中曾根打[刀]得火热；擅自批三千[笔]日本青年访华，等等[吏]。上面定的，似乎要[小]人人表态。
十四日。续开支部会[白]。曾志大姐也说了一[文]篇，但最后讲了公道[章]话：还得全面看，三[来]中全会后做了许多好[自]事。大家最后意见是[刀]：小平决不能下。黎[笔]澍夫妇、李普、秦川[吏]来，都有忧虑，要注[小]意国外反应。
十五日。得到电话：[白]耀邦停职检查；检查[文]好了，可保留政治局[章]委员。
十六日。电视新闻，[来]耀邦下台，保留常委[自]。多日来的不安，告[刀]一段落。来日方长也[笔]。有人谈感受，匈牙[吏]利改革曾停滞十年，[小]但原我们不步后尘。[白]厂长制贯彻甚难；企[文]业都有潜力；都知道[章]作为生产力发展，私[来]有制不可避免。
二十一日的日记中，[自]有，《丁卯年初有感[刀]》一首七绝，是赠耀[笔]邦的。（此诗刊于一[吏]九八五年出版的《龙[小]胆紫集》新编本中，[白]题目为；《丁卯岁首[文]赠人》）
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[章]的日记：
晚上延滨、元元夫妇[来]来，告耀邦最近一些[自]言谈和他们听到的传[刀]说：
小平处打来几次电话[笔]，大概是十二月三十[吏]日才去了一次，只是[小]打桥牌，什么也没谈[白]。邓家后来又约去，[文]以身体不好，谢绝了[章]。自己也没想好今后[来]做点什么（秦川曾劝[自]他写回忆录）。现在[刀]就是参加政治局会议[笔]，读书学习，思考问[吏]题，情绪尚好。 “陈云说我不懂经济[小]。其实他们还是过去[白]老一套。”总以善意[文]看人、待人，不知人[章]心之诈，去年初下台[来]时才有醒悟。关于方[自]励之、刘宾雁、王若[刀]望三人的问题，是很[笔]后悔的，小平问到时[吏]，没有讲清楚三人情[小]况，没能正式进言，[白]只说不理会好了（以[文]到致后来挽回不了）[章]。
看来耀邦对自己大小[来]遭忌之处尚未沉思，[自]也没有一个得力的左[刀]右做帮手。延滨听说[笔]，王震向人诉冤，他[吏]并没有想整耀邦。另[小]一位有关老人表示，[白]没有想到耀邦事惹得[文]人们意见如此之多，[章]说，“我也是被授意[来]的”；于是要儿女们[自]自己奋斗，不能靠老[刀]子。
延滨远告诉我，耀邦[笔]很想同我谈一次。
一月十日，元元来电[吏]话，耀邦约我星期四[小]下午到他家去。
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[白]日，延滨下午来，同[文]我一起到耀邦家。这[章]是我第一次去他家。[来]刚一走进客厅，耀邦[自]张开右手对我说：欢[刀]迎你，你是有独立人[笔]格的人，有正义感，[吏]犟脾气。从下午两点[小]四十分谈到八点二十[白]分。留我吃晚饭，是[文]同家人分开单吃的。[章]
我的一九八八年的日[来]记本最后几页，记下[自]了耀邦谈话的要点。[刀]原来心得较乱，是凭[笔]记忆记的，现在大体[吏]按内容作了调整（括[小]弧中是笔者按语）。[白]
（一九八七年一月这[文]样的“生活会”）这[章]是完全意外突然的。[来]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[自]后，事情就结束了。[刀]（“生活会”上）薄[笔]一波的开场白是很一[吏]般化的，要大家各自[小]谈谈，相互之间有什[白]么意见，从耀邦开始[文]。第一个放炮的是余[章]秋里。邓力群讲了五[来]六个小时。没有想到[自]要这样批倒批臭。早[刀]知如此，就不写辞职[笔]呈了。
（就是这次“生活会[吏]”也是专门布置的。[小]习仲勋先不知道，一[白]进会场见到这个态势[文]，就大发脾气：这样[章]重要的会为什么预先[来]不告知。一九八六年[自]十月开始，中央有一[刀]个由薄一波、杨尚昆[笔]、宋任穷、姚依林、[吏]王震、伍修权、高扬[小]等组成的七人小组，[白]分头找有关人征求十[文]三大中央人事如何安[章]排，尤其征求对耀邦[来]的意见。周惠同我谈[自]过这个情况。此事耀[刀]邦全不知道。）他们[笔]远到各省收集资料，[吏]并没有收获。只有湖[小]南一位同志讲了点过[白]头话。生平不背后议[文]论人，否则会更不得[章]了。下来后，通看了[来]自己在这七八年中的[自]全部讲话、谈话和文[刀]章，都是已经印出来[笔]的，好几百万字。看[吏]了三个月，问心无愧[小]（这同我们的看法一[白]致，代表了三中会后[文]的正确路线，都是关[章]系党和国家的安危、[来]如何健康发展、走什[自]么道路的问题。因此[刀]我们这批同耀邦有交[笔]往和熟知其人的朋友[吏]，都谈到他不应当辞[小]职，也不应当做这种[白]检讨）。
检讨中自己大包大揽[文]、上纲上线。下来后[章]，尊重新的领导（没[来]讲服从），维护党团[自]结。我只要求安度晚[刀]年。
（由于这样一种心态[笔]，听说耀邦在会上被[吏]迫做了检查之后，离[小]开会场即失声痛哭。[白]一个人如不是因受大[文]委屈伤心透了，是不[章]会这样大哭的，尤其[来]在这种场合。耀邦是[自]红小鬼出身，经过苏[刀]区肃反、长征、战争[笔]烽火。十年“文革”[吏]，受尽磨难，历次运[小]动从不整人。三中全[白]会后，以无私无畏、[文]大智有勇的精神，开[章]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[来]的新道路。他担任总[自]书记时就说过：我尊[刀]重老人，又独立思考[笔]。他尽力在两位老人[吏]之间沟通协调，遇大[小]事必请示，同时还要[白]面对两个“左王”的[文]明枪暗箭，各种阻绕[章]，终于最后遭到两方[来]面夹击，个人事小，[自]全局甚尤，他怎能不[刀]放声大哭！）
常委会很少开。（谈[笔]话时我问到，有意见[吏]分歧，为什么不开常[小]委会呢？）小平说：[白]谈不拢，不要开了。[文]我一年去一次陈家（[章]感到耀邦有许多难言[来]苦衷，也不便深问下[自]去）。小平耳朵软（[刀]指有时也听进去两个[笔]“左王”的一些话）[吏]。关于（全退、半退[小]）下来事，是我同小[白]平两个人私下谈的，[文]交换意见的性质（据[章]说邓后来问过万里：[来]为什么让我下？万里[自]：也许是失言。邓说[刀]不是，是要取而代之[笔]。由此可见，当年邓[吏]小平对胡耀邦误会之[小]深。这太令人遗憾）[白]！
大概是一九八0 年，同赵紫阳、姚依[文]林、房维中到武汉，[章]向邓汇报，谈五年计[来]划的盘子，年增长速[自]度百分四点五（这是[刀]当时定的）。邓以为[笔]这样翻两番困难，问[吏]定多少才能做到。三[小]人都没答。我答百分[白]之七点之四。邓又问[文]，五十年翻两番，是[章]什么速度？只有我能[来]答出百分之二点五。[自]平时这些数字都注意[刀]并记牢了的（曾听到[笔]陈周围的人说过，陈[吏]对耀邦两条大意见：[小]不懂经济，用人不当[白]。后来大家对耀邦的[文]责难之一是搞高速度[章]）。
（国务院）三十几个[来]部汇报，是想让书记[自]处的人熟悉经济情况[刀]。（我在电力部时，[笔]参加过这种汇报。耀[吏]邦问过，我们的电何[小]时能赶上美国？我说[白]：如按人均，永远赶[文]不上。耀邦想快的心[章]情可以理解。攻击他[来]要搞“大跟进”，就[自]太过分了。）后来觉[刀]得赵有意见，就停止[笔]了。选为总书记是几[吏]位老人商量结果。只[小]有叶帅提过让华国锋[白]再过度一下，看看再[文]说，后来也同意了（[章]在延安时，叶就很了[来]解耀邦。三中全会后[自]，叶对耀邦说：副主[刀]席你当一个。耀邦答[笔]：那怎么可以）。十[吏]二大的政治局、书记[小]处名单是由几老商定[白]的。
（我到组织部以后，[文]接触一些人事，我这[章]个过来人当然敏感到[来]，陈同耀邦之间是存[自]在某些矛盾的，知道[刀]陈对耀邦有大不满处[笔]。）一九八三年初常[吏]委会，陈云批评了我[小]（搞乱经济）九条（[白]当年耀邦到各地调查[文]研究时，常讲小平的[章]“翻两番”，邓力群[来]就向陈云讲经济过热[自]是耀邦造成的。其实[刀]一九八二年工业增长[笔]百分之七点七，
计划却是百分之四）[吏]。小平不以为然。当[小]时就说：至此为止。[白]并疾言厉色地说：中[文]央工作会议不要开（[章]借着陈云的批评，胡[来]乔木当即建议开省市[自]委书记会议。邓力群[刀]会后即在他管辖的两[笔]个宣传口干部会议上[吏]传达陈云的批评。一[小]时上下沸沸扬扬，不[白]知道中央出了什么大[文]事）。小平后来将胡[章]乔木、邓力群找去质[来]问：你们要干什么？[自]（一九八七年的“生[刀]活会”上邓力群在发[笔]言中就此事作了点轻[吏]描淡写的检讨。）
在组织部工作任上时[小]，要撤换张平化中宣[白]部部长，曾经让我推[文]荐过胡乔木（据家人[章]和我熟悉的人反映，[来]耀邦是一直尊重乔木[自]的）。小平不同意，[刀]说无行政能力，是一[笔]支笔（邓早就说过胡[吏]乔木骨头软，固执等[小]，这是传开了的）。[白]一星期后，又两次问[文]到，只好毛遂自荐当[章]宣传部长后，先念曾[来]经说过，威信不如组[自]织部长时高。为《人[刀]民日报》事，沉住了[笔]气，总会有磕碰的（[吏]这是胡乔木、邓力群[小]未能控制住的一个部[白]门，逼得胡绩伟辞职[文]后，除掉王若水，后[章]又撤换秦川。不知耀[来]邦是否感觉到，两个[自]“左王”从党校组织[刀]真理标准讨论开始，[笔]一直搞“清君侧”的[吏]活动）。
乔木这个人，“一日[小]无君则惶惶然”（似[白]乎是一句总的评语）[文]。一天几个条子，老[章]打电话，不堪其扰。[来]胡启立刚宣布为常务[自]书记后，就遇到这种[刀]情况，诉过苦。小平[笔]也不堪其扰。一九八[吏]三年有一天，乔木突[小]然跑来，哭诉着说：[白]你不当总书记，还可[文]以干别的，我们友谊[章]长存。我当时感到非[来]常诧异；不解其故。[自]乔木反应过来后，又[刀]破涕为笑，谈别的了[笔]。以前乔木对我说过[吏]这样的话：你只有小[小]学文化程度，思想很[白]开阔，以后文章交我[文]改，可以改得更好。[章]纪念毛泽东诞辰的文[来]章，我憋了一个星期[自]写出来了（没有交乔[刀]木改），乔木自却不[笔]写。乔木还说，邓力[吏]群不会写文章（耀邦[小]随即谈到这样一件事[白]）。书记处会上讨论[文]乔木儿子事件[5][章]时，邓力群第一个发[来]言，赞成法办。
改革开放、安定团结[自]自是重要，但解放思[刀]想、实事求是更是重[笔]要。有右反右，有 “左”反“左”（按[吏]：这是当年黄克诚建[小]议的）；启立在山西[白]讲话，这样两边都提[文]到，这不能解决问题[章]。（接着耀邦谈到三[来]件事）将一个总书记[自]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[刀]，置党规党法于何地[笔]？这样继续伤害知识[吏]分子（将不合已意的[小]“眼中钉”，不实事[白]求是，随意开除党籍[文]），如何求得安定团[章]结？学生总是比较激[来]进的。从学生闹事的[自]看法与处理方针的问[刀]题。这三件事实际是[笔]未了的。从历史责任[吏]，应当提出来，必须[小]强调实事求是，这是[白]根本之根本。还应当[文]坚持这个方针：解放[章]思想，实事求是，团[来]结一致向前看（这三[自]件事尤其后一件，耀[刀]邦是有预见性的，是[笔]预言家）。
生平对两个人有亏心[吏]：一是苏进，宁都暴[小]动后，长期被怀疑，[白]一九四二年才入党。[文] “文革”时八次受逼[章]，要我交待苏的问题[来]，只说有思想意识毛[自]病。二是项南，一九[刀]五九年后打成“右倾[笔]机会主义分子”。延[吏]安抢救运动时，在总[小]政没打过一个特务。[白]曾做过几次试验，找[文]根本不会有问题的几[章]个人，一审问一逼供[来]，就都承认了。毛主[自]席找去汇报时，讲出[刀]这个情况和对抢救的[笔]看法（当时毛还听到[吏]其他人的反映）。才[小]有一个不杀、大部不[白]捉的几条方针。
在延安时，同陶铸、[文]王鹤寿关系好，曾被[章]称为是“桃园三结义[来]”（耀邦曾对鹤寿讲[自]过一些心里话，在“[刀]生活会”上被鹤寿揭[笔]发了，非常伤心）。[吏]
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[小]理。很敬佩张治中。[白]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[文]国共两次分裂时，张[章]两次向蒋介石上万言[来]书，很不赞成。一九[自]四九年以后，他不批[刀]蒋介石。大概是 “大跃进”时，有次[笔]上天安门城楼，在电[吏]梯见毛主席，张说：[小]“主席呀，你走得太[白]快了，跟不上。”张[文]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[章]。
对总的形势很是忧虑[来]。世风日下，人心涣[自]散，物价指数居高不[刀]下，经济是最关紧要[笔]。党风不正，有些干[吏]部胡作非为，不讲真[小]话，无维系中心，讲[白]真话最重要。
下来后，小平多次让[文]去打桥牌。十二月三[章]十日去了，也没有谈[来]什么。
（谈了谈自己一生）[自]家乡成了红区。刘阳[刀]中学读了半年初中，[笔]同杨勇（表哥）同班[吏]。在湘赣边区，编儿[小]童报，自刻蜡版。开[白]始杀“AB团”，被[文]怀疑。中央苏区来人[章]，冯文彬把我（救了[来]）带走了。一次听到[自]顾作霖（团中央书记[刀]）同冯文彬谈，说我[笔]不像反革命。于是要[吏]求留在团中央工作。[小]延安时，最初在“抗[白]大”一大队当支部书[文]记。一次开会发言，[章]谈改进工作，定要深[来]入群众。受到毛主席[自]赞赏。提拔我当“抗[刀]大”政治部总支部书[笔]记。有人不同意。毛[吏]就让再提一级，当副[小]主任。 “抗大”办报，自己[白]写文章。还请毛主席[文]写，就是那篇著名的[章]《反对自由主义》。[来]一九五五年前，同毛[自]主席有过七次谈话（[刀]于是谈到毛并其他一[笔]些人事，从略）。
江西时，任弼时并不[吏]赞成肃反，朱德也不[小]赞成。毛多疑。延安[白]写有十封信，说服弼[文]时（关于清算“左”[章]倾路线历史）。弼时[来]善于独立思考，不盲[自]从，曾不同意 “王明路线”的说法[刀]。
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[笔]都是邓定的，都误会[吏]到我的头上。如廖志[小]高调离福建，马文瑞[白]调离陕西，胡启立调[文]中央，等等。我被派[章]到沈阳去了解情况，[来]只差二十亿斤粮，硬[自]要三十亿斤，当时没[刀]有同意（按：黄火青[笔]在中顾委会上，对耀[吏]邦意见很大，讲的也[小]多）。
去世前十天的长谈
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[白]下午两点，元元来，[文]同去耀邦家，谈到九[章]点半。
一月九日至二月二十[来]日，应美国哈佛大学[自]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[刀]邀请，我以访问学者[笔]身分在美国逗留了四[吏]十天；一半时间在哈[小]佛，另一半在西里斯[白]克、密歇根、芝加哥[文]、伯克利、斯坦福五[章]所大学的东亚研究中[来]心。关于中国革命回[自]顾和改革开放形势，[刀]作了多次讲演，并同[笔]这些中心研究中国的[吏]学者、专家和部分留[小]学生座谈，交流看法[白]，回答问题，尤其是[文]关于毛泽东的功过是[章]非谈了自己的观点。[来]在美国遇到留在日本[自]的学者杨中美，他将[刀]所著的《胡耀邦传》[笔]中文版赠我，回来后[吏]即让元元交与耀邦。[小]
其时胡乔木应李政道[白]邀请拟访问美国，知[文]道我刚从美国回来，[章]三月五日，特让郑惠[来]来找我谈谈美国之行[自]的观感。郑惠是乔木[刀]多年助手，时任中央[笔]党史研究室副主任，[吏]知道我同乔木的历史[小]关系，个人之间并无[白]恩怨，尤其清楚是乔[文]木建议我写《庐山会[章]议实录》并予帮助的[来]，四月四日又见到了[自]郑惠，乔木听到我的[刀]介绍和意见后，甚为[笔]感动。
于是同耀邦交谈开始[吏]，便提到乔木访美前[小]发表了一篇文章：《[白]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[文]的“左”倾错误》（[章]令人不解的是用“中[来]国”而不用“中共”[自]），似乎想改变一下[刀]自己的形象，是否真[笔]有改变，还得察其言[吏]观其行。接着我就谈[小]访美国之行的经过，[白]谈到不仅许多留学生[文]而且美国研究中国的[章]学者，都关心他的情[来]况。关于美国的情况[自]和我的看法，谈得较[刀]多。如美国历史没有[笔]什么传统又有传统，[吏]移民国家的特点，两[小]党轮流执政问题，对[白]个人自由与平等的尊[文]重，社会生活与社会[章]保障情况，资本的社[来]会化，税收政策，黑[自]人问题等等。在哈佛[刀]时曾住在傅格尔（V[笔]ogel）教授（《[吏]日本第一》作者）家[小]中，同也住在此处的[白]刘宾雁有过接触，刘[文]到过四十所大学讲演[章]，想办一份有别于《[来]中国之春》的刊物，[自]“小骂大帮忙”。我[刀]劝他还是同国内取得[笔]联系为好（这个刊物[吏]后来没有办成）。关[小]于美国民主，也谈了[白]自己的看法。还谈到[文]参观许多博物馆，也[章]见到马克思全身铜像[来]，西方将马看做是一[自]个经济学派的创始人[刀]。我谈完之后，耀邦[笔]谈了十个问题，记录[吏]如下：
我的四月五日日记中[小]，有这样几句话：谈[白]了十条分歧。“要树[文]自己”。导火线在 “同意全下”，“自[章]己半下”（两下对话[来]）。这肯定是我当时[自]的观感。事实是否如[刀]此，当由历史评定。[笔]
（一）关于华国锋的[吏]问题。（一九六二年[小]短期下放湖南时，耀[白]邦曾任湘潭地委第一[文]书记，同华国锋有过[章]一段共事经历，在党[来]校也合作过，比较了[自]解其人。当年在党的[刀]高层议论华的问题时[笔]，邓小平认为华是坐[吏]直升机上来的，是造[小]反派出身。耀邦认为[白]。）主要问题在继续[文]搞“两个凡是”个人[章]崇拜，受了汪东兴身[来]边那个秀才班子的影[自]响；处理不要过急，[刀]要宽一点，保留在政[笔]治局好，不要搞丑化[吏]。而且粉碎“四人帮[小]”，华和汪东兴还是[白]起了重要作用的。（[文]耀邦的看法得到大家[章]赞同。他讲了很长一[来]段话。彭真还特别称[自]赞：讲得好。处理华[刀]国锋的决议，乔木起[笔]草，经他修改，措辞[吏]较和缓。华下台后，[小]本人也一直没有说过[白]什么过头话。）
（二）处理“四人帮[文]”的问题。大家一致[章]赞成公审。最初有个[来]别人主张江青、张春[自]桥应处死刑并即执行[刀]。叶帅和我、赵紫阳[笔]等都反对，徐帅坚决[吏]反对，陈云说，如只[小]我一票反对，也要记[白]录在案。主张杀头的[文]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[章]见了。
（三）清理“三种人[来]”的问题。从宽还是[自]从严，一直争论到一[刀]九八三年整党。有些[笔]省矛盾很尖锐，如山[吏]东、广西、江西、湖[小]南、内蒙等。处理不[白]好，又会发生内乱。[文]我顶住了过急的一面[章]，坚持冷处理，尤其[来]是一些省的一把手，[自]历史上有过功绩的人[刀]，更要慎重，从宽为[笔]好。（他谈到刘建勋[吏]、刘子厚、李雪峰、[小]白如冰等人的情况）[白]保与不保，在高层中[文]是有争论的。有一次[章]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[来]开会时，陈云谈到“[自]文革”是特定历史条[刀]件下发生的。我很是[笔]赞同，抓住这一点大[吏]做文章。
（四）清除精神污染[小]问题。胡乔木、邓力[白]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[文]、夏衍和巴金，认为[章]他们三人是搞“自由[来]化” 头头，影响太大。我[自]一直顶住。认为三个[刀]人决不能整。（大家[笔]知道：这二位“左王[吏]”是怎样利用所谓“[小]异化”问题整周扬和[白]王若水的。邓后来被[文]这二位说动了，于是[章]十二届全会发难：清[来]除精神污染。）我曾[自]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[刀]言：“你又不知道周[笔]扬的历史情况，发这[吏]个言干什么。”乔木[小]还拟了个文件，全国[白]发下去，要人人过关[文]作检查。我于是给乔[章]木打电话：不能这么[来]搞了，并且将原件退[自]了回去（这也说明，[刀]耀邦胸无城府，从无[笔]抓人家小辫子的习惯[吏]，并不把这样的文件[小]留在手里）。当时邓[白]力群气势汹汹，逼得[文]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[章]社都发表文章：《向[来]精神污染作斗争》。[自]由于我和紫阳联手抵[刀]制，其他书记处成员[笔]都不赞成，大家知道[吏]，这场类似“文革”[小]的“清污”运动，只[白]搞了二十八天，停止[文]了下来。赵紫阳在人[章]代会讲到，此事中央[来]有责任。但是胡乔木[自]、邓力群二人一直对[刀]此不满，耿耿于怀，[笔]于是接着搞“反对资[吏]产阶级自由化”。我[小]访问日本时，日本记[白]者故意提问“清污”[文]问题，于是我回答：[章]“日本军国主义是最[来]大的精神污染”。耀[自]邦说，“他们两位总[刀]是要在文艺界挑起争[笔]端。如批白桦的问题[吏]，《解放军报》的文[小]章，幸亏乔木也不大[白]赞成，否则我顶不住[文]。”
（五）外事问题。一[章]九八二年前，讲联美[来]反苏，徐总不赞成。[自]我作过两次系统发言[刀]，外交讲了十条，五[笔]项原则，独立自主等[吏]。“紫阳找我谈，说[小]太大胆了，敢印出来[白]。”东德昂纳克来时[文]，请他传口信到苏联[章]。（耀邦说：）我们[来]两人各讲各的，但精[自]神是一致的。（不谈[刀]东欧、中日关系等。[笔]一九八0年四月，意[吏]大利贝林格来时，耀[小]邦谈）苏联出兵阿富[白]汗，是侵略别的民族[文]，五年中陷入泥潭，[章]罪名洗脱不掉。赞成[来]意大利的提法，战争[自]不是可避免的（这个[刀]话讲得较早）。“我[笔]是老鼠上秤勾，自己[吏]称自己。”当年于是[小]传来上面一句很厉害[白]的话：“你要树立自[文]己的形象。”
（六）一九八0年一[章]月，职工思想政治工[来]作会议的讲话，共讲[自]了二十八条。一九八[刀]0年邓小平长篇讲话[笔]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[吏]的改革》，讲过党政[小]要分开（但办不到）[白]。这个说法，毛主席[文]批评过：党政又分又[章]不分。我的讲话中，[来]党政职能要明确划分[自]，全党都要懂经济。[刀]喜欢讲四人字：“藏[笔]富于民”。这二十八[吏]条，书记处都看过。[小]乔木当时在云南，改[白]了几个字寄回，是同[文]意的。小平说：文件[章]很好，没提不同意见[来]。赵紫阳认为，现在[自]不忙毛里毛糙搞全面[刀]改革、搞政体改革，[笔]向小平反映。乔木后[吏]来又说不知道个文件[小]，没经过书记处。于[白]是只好向小平谈：文[文]件经过书记处的，这[章]样才没生气。于是定[来]个协议：文件暂不发[自]表。“（此事又关系[刀]到 “你要树立自己形象[笔]问题。”）
一九八四年开三中全[吏]会，开始没有题目。[小]后来想到两个：还是[白]谈改革；或者一年工[文]作报告，讲七、八个[章]问题。小平认为改革[来]纲领存在困难，争取[自]讲第一个问题。这就[刀]又一百八十度转弯过[笔]来。同时取得紫阳的[吏]支持，列出十二条，[小]仔细交代，提纲也向[白]紫阳讲得太多。我从[文]来不同意“理顺物价[章]”的说法。紫阳提出[来]“物价是改革关键”[自]，几经商量，定稿改[刀]为“物价是改革的成[笔]败关键”。这个报告[吏]大家都赞成，说成是[小]中国版的“社会主义[白]政治经济学”。
（上面这段话是耀邦[文]的原话，可见他是一[章]直坚决支持邓小平一[来]九八0年讲话，搞经[自]济政治全面改革的，[刀]两者要同步。问题就[笔]出在两位老人之间在[吏]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[小]矛盾。同时两位“左[白]王”实际上抱住老框[文]框、死教条，如雇工[章]七个即是搞资本主义[来]，主要宣传共产主义[自]理想等，并不赞成改[刀]革开放。他们一有机[笔]会就兴风作浪，在两[吏]位老人之间钻空子，[小]谎报军情，藉以得逞[白]。于是出现“清除精[文]神污染”运动，大批[章]“资产阶级自由化”[来]。这段刚刚过去史事[自]可说并未结束，根深[刀]蒂固的 “左”害也还时在发[笔]作，人们对之还没有[吏]一个统一的认识，因[小]此对这些未了之事，[白]应当彻底弄清实情，[文]总结经验教训，以免[章]重蹈覆辙。这就是列[来]席十五大时，我为什[自]么要写书面发言《关[刀]于防“左”的感想与[笔]意见》的原因。）
（七）经济工作中的[吏]问题。给我戴过一顶[小]帽子：提倡高消费。[白]我反对高消费，主张[文]适当刺激消费，促进[章]生产。马克思谈过生[来]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[自]关系，有其同一性（[刀]“真理标准”问题讨[笔]论后，耀邦曾支持“[吏]社会主义生产目的”[小]讨论，被胡乔木强行[白]制止）。我一直强调[文]农业、基础设施、原[章]材料问题；要发展第[来]三产业，引进处资和[自]技术；同时要限制高[刀]消费商品进口。有人[笔]却想以进口高档商口[吏]回笼货币，一元换八[小]元。头十年和后十年[白]的问题。头十年定要[文]有个速度。一九八0[章]年八月二十六日武昌[来]谈话，邓谈到翻两番[自]的速度问题，只有我[刀]答出百分之七点二。[笔]当时陈定的百分之四[吏]，邓也同意。这就了[小]翻不了一番。我说我[白]们这些人顶多还搞十[文]年（耀邦多次谈过，[章]自己一九八七年下来[来]），不能将麻烦留给[自]后代。邓问过我：
“你说了这个话？不[刀]能将麻烦留给启立？[笔]”一九八一年，一九[吏]八二年刮下马风太冷[小]，他们要负责。一九[白]八0年底中央工作会[文]议上，利用一个青年[章]翁永曦的八句话（邓[来]力群主持的书记处研[自]究室印发的材料）：[刀]“抑需求，稳物价；[笔]舍发展，求安定；缓[吏]改革，重调整；大集[小]中，小分散”，作为[白]经济上的纲领，得到[文]陈的认可（这就是要[章]采取紧缩措施，压制[来]当年“经济过热”现[自]象，说否则财政赤字[刀]无法弥补，要爆发经[笔]济危机）。我会上发[吏]了脾气，引得陈很不[小]满（一九八二年全国[白]经济形势看好，农业[文]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[章]一点二，工业增长百[来]分之七点七。）一九[自]八三年那次会[6][刀]本来准备换马的，是[笔]邓保护了我。历来不[吏]赞成大调整物价，不[小]赞成提所谓理顺，没[白]有充分有说服力的材[文]料，物价必然有上有[章]下。到一九八六年讨[来]论五年计划报告，用[自]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[刀]”的提法，胡乔木、[笔]邓力群都不赞成（据[吏]我所知，还有如此令[小]人意外之事：一九八[白]八年耀邦到湖南时，[文]邓力群竟找他，要同[章]他联手反对赵紫阳，[来]被耀邦严辞拒绝）。[自]
（八）精神文明建设[刀]问题。开始时不赞成[笔]这种提法。此事上上[吏]下下都有责任。加强[小]政治思想工作是老提[白]法，是上对下。“清[文]除精神污染”只搞了[章]二十八天，书记处都[来]不赞成，不能不停下[自]来（这个问题只提了[刀]一下，接着讲下面最[笔]要害的问题）。
（九）“资产阶级自[吏]由化”问题。在六中[小]全会上陆定一发言，[白]坚持取消“资产阶级[文]自由化”提法，于是[章]就闹大了。
这个最后导致耀邦下[来]台的最大问题，谈话[自]时他只说了这样一句[刀]，就没有再说下去了[笔]。这可能是他知道我[吏]们这些人对此事首尾[小]很是清楚，也有可能[白]是怕触动自己感情不[文]愿多谈。为了读者便[章]于理解，特就此导致[来]耀邦下台的问题做一[自]扼要说明。关键就在[刀]改革开放以后，胡乔[笔]木、邓力群二人仍坚[吏]持毛泽东“政治挂帅[小]”的路线，实质上“[白]以阶级斗争为纲”不[文]过不明说罢了，理论[章]务虚会乔木并不赞成[来]，反而夸张当时形势[自]“像一九五七年右派[刀]进攻”，还说“不要[笔]逼华主席反右派”。[吏]于是代邓小平起草《[小]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》[白]讲话，大讲专政、贬[文]斥民主，使会议虎头[章]蛇尾，草草收场。一[来]九八0年八月，政治[自]局刚通过邓小平的《[刀]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[笔]改革》的重要讲话，[吏]批判封建专制思想，[小]强调国家政治、经济[白]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[文]主化。胡乔木立即利[章]用当时发生的波兰事[来]件，上书告诫，使这[自]个讲话置之高阁。此[刀]后就不断以“不坚持[笔]四项原则”、“走资[吏]本主义道路”、“搞[小]资产阶级自由化”等[白]等罪名，大整坚持经[文]济改革尤其坚持解放[章]思想政治改革的人，[来]党校事件[7]、特[自]区事件、[8]周扬[刀]事件、《人民日报》[笔]事件等等，接连不断[吏]，矛头指向耀邦：是[小]这些人的总后台。事[白]情发展到一九八六年[文]，耀邦主持起草的将[章]提交中央全会讨论的[来]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[自]方针的决议》。文件[刀]避开了“坚持四项基[笔]本原则”和反对“资[吏]产阶级自由化”的提[小]法，提出了以经济建[白]设为中心，坚定不移[文]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[章]、政治体制改革、加[来]强精神文明建设，即[自]“一个中心、三个坚[刀]定不移”。特别强调[笔]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开[吏]放性，要学习国外先[小]进的科学文化；突出[白]了政治民主化，“民[文]主和自由、平等、博[章]爱的观念，是人类精[来]神的一次大解放”。[自]文件总结了“我们社[刀]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[笔]历史教训，一是没有[吏]集中力量发展经济，[小]二是没有现代化”、[白] “民主要制度化法律[文]化”、“党必须在宪[章]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[来]”等，并且规定要 “在全体人民中普及[自]法律常识、增强公民[刀]意识”。“在法纪面[笔]前人人平等，绝不允[吏]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[小]纪律的特殊人物”。[白]“要遵守宪法的原则[文]，实行学术自由，创[章]作自由，讨论自由，[来]批评和反批评自由”[自]。最后反对这个文件[刀]的是胡乔木、邓力群[笔]，他们提出了一个修[吏]正稿送给邓小平与陈[小]云，其中仍然是宣扬[白]清楚精神污染和反对[文]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[章]调。陈云批示赞成修[来]正稿;
邓批示赞成原来的文[自]件草稿，否定了修正[刀]稿。随后在北戴河政[笔]治局会议讨论时，胡[吏]乔木邓力群二人极力[小]活动，引起激烈争论[白]，耀邦作了妥协，在[文]草稿中加了这样一段[章]话：“搞资产阶级自[来]由化，即否定社会主[自]义制度，是根本违背[刀]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[笔]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[吏]反对的。”以这样的[小]话来限制对“资产阶[白]级自由化”的解释。[文]但是这段话遭到陆定[章]一的坚决反对。他三[来]次发言，从历史角度[自]论述“反自由化”这[刀]一提法的荒谬和危害[笔]。指出这是当年苏联[吏]反对我们“双百方针[小]”时提出的；后来“[白]文革”时“四人帮”[文]也使用这一提法批判[章]过陆定一、周扬和邓[来]小平；笼统地提出“[自]反对自由化”，不但[刀]在原则上同宪法规定[笔]的各项人民的自由权[吏]利相冲突，而且对繁[小]荣我国的学术文化和[白]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[文]极为不利。这场争论[章]最后一幕出现在九月[来]二十八日六中全会闭[自]幕会上，我亲身经历[刀]了这个场面。对《决[笔]议》进行表决前，陆[吏]定一又站起来发言，[小]坚持他的意见，在《[白]决议》中去掉这一段[文]话，引起全场的掌声[章]，我们中顾委这一边[来]席位的掌声最热烈。[自]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[刀]的意见。余秋里、杨[笔]尚昆等发言反对陆的[吏]意见。胡耀邦采取调[小]和立场，主张暂时仍[白]保留这一段落。接着[文]邓小平发表了措辞严[章]厉的讲话，说反对资[来]产阶级自由化他讲得[自]最多，而且最坚持；[刀]最后说，反对自由化[笔]，还要讲十年二十年[吏]。耀邦会后布置传达[小]时，说不要将这个争[白]论传达下去，以便集[文]中精力讨论《决议》[章]本身。然而胡乔木、[来]邓力群却借此机会来[自]整倒胡耀邦。王震在[刀]中央党校带头发难，[笔]印发邓小平的讲话，[吏]在全校大会上责难耀[小]邦，说道：有人故意[白]不传达，想隐瞒。力[文]群、乔木同志向小平[章]同志作了汇报。小平[来]说，在全会讲反自由[自]化要反二十年，现在[刀]再加五十年，反到下[笔]世纪。于是这件事和[吏]年底发生的学生上街[小]，成为迫使耀邦辞职[白]的一个导火线。
（十）政法问题。主[文]张从理论上弄清楚。[章]就是搞法治，依法治[来]国。不要再像毛老人[自]家一样，强调专政。[刀]依法打击刑事犯罪。[笔]不赞成搞什么“几大[吏]战役”，不要搞新的[小]冤假错案。彭真说过[白]我；“四个坚持”，[文]你时而说，时而不说[章]。留学生反映，再搞[来]“四个坚持”，就回[自]不去了。邓几次讲，[刀]“反右派”没错，只[笔]是扩大化了。
（最后，耀邦谈到自[吏]己的事情：）有苦恼[小]，但不是个人问题，[白]是历史不公平（改革[文]开放以来，主持工作[章]这七八年中的作为）[来]，应当还历史的本来[自]面目。希望有个符合[刀]事实本来面目的新的[笔]结论。没有，也不能[吏]强求，去见马克思也[小]是安然的。我已无所[白]谓。当然，死了什么[文]也不知道。
（耀邦还谈到，）当[章]时作检讨，是为了照[来]顾大局，为了保护一[自]批干部（也为了保护[刀]这个家，是他同别人[笔]谈到的）。
（最后谈到：）再出[吏]来工作已不可能。老[小]夫耄矣。再工作两三[白]年，又能做些什么？[文]老人政治不行。希望[章]有个新的决定，中央[来]有个正式说法。
以上整理的这个记录[自]，是根据元元记录，[刀]我曾让她简要记个要[笔]点。耀邦如此正式谈[吏]自己的“十大分歧”[小]问题时，我不能保证[白]以上所记同耀邦讲的[文]完全无误。其不合耀[章]邦愿意之处，自然由[来]笔者负责。
关于耀邦一生的评价[自]，一九八九年四月二[刀]十日，赵紫阳代表中[笔]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[吏]大会上作的悼词，是[小]经过邓小平和中央负[白]责同志讨论过的，还[文]是比较公正的。但由[章]于一九八七年一月“[来]生活会”上强加给他[自]的那些不实之词，以[刀]及迫使他下台的做法[笔]，曾使得党内外广大[吏]党员和群众为之愤愤[小]不平，以致一九八九[白]年四月他辞世时，引[文]发一场政治风波。对[章]耀邦在改革开放和总[来]书记期间的作为，有[自]一个全面公正符合实[刀]际的总结，这不仅是[笔]他个人的问题，也是[吏]关系到我们党在国内[小]外公众中的形象问题[白]。要知道不能正确认[文]识昨天，也就掌握不[章]好今天和明天！
结束语
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[来]选举，“是非公道在[自]人心”是言中了的。[刀]大会选举中央委员，[笔]耀邦得票一千八百多[吏]，只少几十票。随后[小]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[白]委员，中央委员一百[文]七十三人，耀邦得一[章]百六十六票，后来知[来]道未投他的七票中，[自]有他自己一票。
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[刀]，邓力群落选了，据[笔]说为了照顾，违反程[吏]序，临时将他放到中[小]顾委候选名单中（无[白]差额），以最少票入[文]选。在中顾委选举常[章]委时，又想让他进常[来]委，气氛很是紧张（[自]我是亲临其境的）。[刀]一共有一百八十七投[笔]票，邓力群只得八十[吏]五票，连零头都不够[小]，又落选了。胡乔木[白]只得了一百三十五票[文]，是票最少的二人之[章]一。选举完后照相，[来]临时撤去邓力群的前[自]排座（事先为当选常[刀]委准备的）。胡乔木[笔]最后走过来，一脸死[吏]色，无人同他打招呼[小]。早在六七月间，就[白]听说王震等极力活动[文]让邓力群当总书记。[章]后来有人向邓小平写[来]信揭发此事，并检举[自]邓力群之种种劣迹；[刀]小平批示，撤销其一[笔]切工作。
十五大召开时，我是[吏]列席代表，曾写了一[小]个近万字的书面发言[白]：《关于防“左”的[文]感想与意见》。其中[章]第三段：“应当开始[来]总结这二十的（19[自]78-1998）的[刀]经验教训”。谈到应[笔]当像总结前两个《历[吏]史决议》一样，作出[小]我们党的第三个《历[白]史决议》。“是自发[文]进行，还是有组织领[章]导；是内部动态参考[来]，还是允许报刊讨论[自]？其实许多事境外议[刀]论甚多，书刊出得不[笔]少。研究历史，不能[吏]设禁区。”“设想一[小]下，如果没有第二个[白]《历史决议》，这二[文]十年能这样走过来吗[章]？何况这二十年并非[来]没有曲折，没有艰难[自]，没有干扰。”随后[刀]就提出七个问题，不[笔]能回避讨论。其中第[吏]五个就是“一九八七[小]扩胡耀邦辞职问题”[白]。
多年来，有关耀邦的[文]书出版甚少。最近收[章]到的港版《怀念耀邦[来]》一、二两集，共五[自]十二篇文章，近六十[刀]万字，作者六十人，[笔]是耀邦在各个时期的[吏]战友、同事和部属。[小]所有这些书刊文章，[白]当然都是研究耀邦其[文]人和党史资料，我写[章]的这篇资料当然也可[来]归入其中。